基层社会建设有赖于治理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其能力的持续提升。在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最早追溯于河北翟城村治新政。20世纪初，翟城村米氏父子以发展新式教育为切入口，继而在村庄自治、村务参与、生产合作、纳税组合、民俗改良、村容村貌改善、保卫促进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一村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均展现出农村社会良善进步的倾向。其后，王鸿一、吕振羽、梁漱溟等人创办《村治》杂志，广泛呼吁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政学商各界积极响应，遂在全国引发村治思潮，后演变为全国性的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浪潮，各地涌现出不同特征的乡村建设实践模式。

近代中国各地乡村建设实践的特征及局限

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心区域之一，邹平实验区由梁漱溟亲自主持，邹平模式以村学乡学为载体，推动儒家基层治理思想深入乡村民众生活，提升村庄社区凝聚力，以实现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理想。由此衍生出的菏泽模式建立了一套以乡农学校为权力中心的全面责任制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广泛推行村庄内生产、消费、金融合作社。两者都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前瞻导向并用以指导乡村建设实践的儒家道德价值维度。青岛市政府运用城市资源来建设乡村，尝试了一条由城入乡的乡村建设路径，青岛模式注重城乡均衡发展。与梁漱溟一起建立河南村治学院并亲任院长的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内乡等地以其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理论创立了宛西模式，民团的组织建设是其中心和重点。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模式,首先展开全面社会调查，后以扫盲为切口，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举，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综合运用，试图开创出一条新民教育之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主导的乡村建设无锡模式，强调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导的徐公桥模式，成立乡村改进会，遵循富教合一主义并注重开展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即北碚模式，以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宗旨和经济建设中心论微生物论的社会改革思想为指导，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乡村就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范。

高校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实践构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主导，乌江模式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来推动农业生产变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宛平县清河镇建立实验区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其清河模式是学院派以知识干预参与社会建设的典型代表，强调实地调查、农民的自组织和社会资源的整合。齐鲁大学以济南龙山镇为乡村实验区，龙山模式广泛利用齐鲁大学各项合作资源来推进农业、教育、卫生和家政改良。

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广西省政府以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军事自卫的三自政策为原则来改造和建设乡村，广西模式在基层推行村长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兼民团后备队队长的三位一体制度。以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为江苏江宁实验县县长，以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为浙江兰溪实验县县长，两县行政管理层均是以中央政治学校师生为班底组建。江宁模式兰溪模式主要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用行政力量、行政组织和技术来促进农村建设。

前述乡村建设的各种实践模式，都要在现有政治社会环境的合法性路径内实施计划，反之则极易滑入既得不到政府的充分支持也得不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的尴尬局面。无论是知识分子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的农村社会改良运动，还是国民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因应这一社会思潮，都陷入了各种困境而宣告失败。究其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既和行政当局的政策关注重点无关，又未曾威胁执政者的核心权益，当然不会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说乡村建设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进入过国家政治领域，更遑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民众消极反应而言，一是这些模式基于社会力量或是行政力量，都未能推动基层组织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二是由学者、政府作为行动者的外在性干预，不能有效激活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国家渗透逐渐加深的态势下，社会精英的普遍离乡之举割裂了国家与乡村的有效关联。

进入政治主流: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述状况发生根本转变，重大革命、变革、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彭湃所领导的早期海丰农民协会以权益保障、身份重构和集体行动而建立起农民阶级的联合体，整合了乡村社会内部力量，重建了乡村社会结构，这一适应性动员模式被学界称为延安模式。边区政府在面临防御敌对势力、培育内部动力、确保革命方向的三重压力下，创造性实施了将抗战动员、经济建设、社会改造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不平衡辩证法思维重构了边区的资源总量控制框架，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合法性。这一治理创举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和对全国局势的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走上社会发展主角的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因应国家发展和社会自身内生要求，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稳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并日益关注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乡村建设行动的总抓手和总目标。乡村建设在百年历史上首次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党和国家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各级乡村振兴局等组织机构成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制度的明确，标志着这项工作在政治目标、行政机构、制度化建设与法律保障方面已纳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轨道，为实现伟大成就奠定了政治基础。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乡村治理为农民而治，地方固有积极精神得以发扬，体现了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作为不同层面行动者的有效联动和持续发展。

基于此，今天各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借鉴近代乡村建设的有效经验，多元协同增强国家的管理能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桥梁纽带连接能力、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既要有效利用国家资源，又要广泛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各具特色并持续推动中国农业和地方社会发展的乡村建设新模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谱写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

基层社会建设有赖于治理组织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及其能力的持续提升。在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最早追溯于河北翟城村治新政。20世纪初，翟城村米氏父子以发展新式教育为切入口，继而在村庄自治、村务参与、生产合作、纳税组合、民俗改良、村容村貌改善、保卫促进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一村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均展现出农村社会良善进步的倾向。其后，王鸿一、吕振羽、梁漱溟等人创办《村治》杂志，广泛呼吁以农村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政学商各界积极响应，遂在全国引发村治思潮，后演变为全国性的县政改革和乡村建设浪潮，各地涌现出不同特征的乡村建设实践模式。

近代中国各地乡村建设实践的特征及局限

作为近代中国乡村建设的中心区域之一，邹平实验区由梁漱溟亲自主持，邹平模式以村学乡学为载体，推动儒家基层治理思想深入乡村民众生活，提升村庄社区凝聚力，以实现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的理想。由此衍生出的菏泽模式建立了一套以乡农学校为权力中心的全面责任制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广泛推行村庄内生产、消费、金融合作社。两者都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前瞻导向并用以指导乡村建设实践的儒家道德价值维度。青岛市政府运用城市资源来建设乡村，尝试了一条由城入乡的乡村建设路径，青岛模式注重城乡均衡发展。与梁漱溟一起建立河南村治学院并亲任院长的彭禹廷在河南镇平内乡等地以其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理论创立了宛西模式，民团的组织建设是其中心和重点。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模式,首先展开全面社会调查，后以扫盲为切口，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并举，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综合运用，试图开创出一条新民教育之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主导的乡村建设无锡模式，强调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导的徐公桥模式，成立乡村改进会，遵循富教合一主义并注重开展以生计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即北碚模式，以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宗旨和经济建设中心论微生物论的社会改革思想为指导，成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乡村就地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典范。

高校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实践构成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和县乌江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主导，乌江模式通过农技推广与普及来推动农业生产变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宛平县清河镇建立实验区开展社会经济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其清河模式是学院派以知识干预参与社会建设的典型代表，强调实地调查、农民的自组织和社会资源的整合。齐鲁大学以济南龙山镇为乡村实验区，龙山模式广泛利用齐鲁大学各项合作资源来推进农业、教育、卫生和家政改良。

地方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运用。广西省政府以政治自治、经济自给、军事自卫的三自政策为原则来改造和建设乡村，广西模式在基层推行村长兼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兼民团后备队队长的三位一体制度。以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为江苏江宁实验县县长，以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主任为浙江兰溪实验县县长，两县行政管理层均是以中央政治学校师生为班底组建。江宁模式兰溪模式主要是采用自上而下的运作模式，用行政力量、行政组织和技术来促进农村建设。

前述乡村建设的各种实践模式，都要在现有政治社会环境的合法性路径内实施计划，反之则极易滑入既得不到政府的充分支持也得不到民众的积极响应的尴尬局面。无论是知识分子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的农村社会改良运动，还是国民政府和部分地方政府因应这一社会思潮，都陷入了各种困境而宣告失败。究其原因，从政治上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既和行政当局的政策关注重点无关，又未曾威胁执政者的核心权益，当然不会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说乡村建设自始至终并未真正进入过国家政治领域，更遑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从民众消极反应而言，一是这些模式基于社会力量或是行政力量，都未能推动基层组织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二是由学者、政府作为行动者的外在性干预，不能有效激活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在国家渗透逐渐加深的态势下，社会精英的普遍离乡之举割裂了国家与乡村的有效关联。

进入政治主流: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述状况发生根本转变，重大革命、变革、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土地所有和经营形式。彭湃所领导的早期海丰农民协会以权益保障、身份重构和集体行动而建立起农民阶级的联合体，整合了乡村社会内部力量，重建了乡村社会结构，这一适应性动员模式被学界称为延安模式。边区政府在面临防御敌对势力、培育内部动力、确保革命方向的三重压力下，创造性实施了将抗战动员、经济建设、社会改造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不平衡辩证法思维重构了边区的资源总量控制框架，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合法性。这一治理创举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和对全国局势的把握。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走上社会发展主角的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实施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因应国家发展和社会自身内生要求，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社制度，稳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并日益关注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乡村建设行动的总抓手和总目标。乡村建设在百年历史上首次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党和国家出台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各级乡村振兴局等组织机构成立和《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制度的明确，标志着这项工作在政治目标、行政机构、制度化建设与法律保障方面已纳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轨道，为实现伟大成就奠定了政治基础。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乡村治理为农民而治，地方固有积极精神得以发扬，体现了国家、基层组织、农民作为不同层面行动者的有效联动和持续发展。

基于此，今天各地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借鉴近代乡村建设的有效经验，多元协同增强国家的管理能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桥梁纽带连接能力、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既要有效利用国家资源，又要广泛激发社会活力，形成各具特色并持续推动中国农业和地方社会发展的乡村建设新模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谱写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