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世界索膜结构之最的上海世博轴，中国最拉风的高速铁路兰新高铁，创造诸多世界之最、被誉为奇迹之桥的港珠澳大桥hellip;hellip;

在这些中国新时代100大建筑建党100周年重大交通工程巡礼中，总能找到一位三航局建设者的身影，他就是获评中交集团首届十大杰出项目经理的刘海青。

从繁华大上海到茫茫戈壁滩，从珠江口的伶仃洋到杭州湾外的崎岖列岛，驻守项目一线30余年的刘海青，两鬓已生出不少白发，可作为工程人的热血却丝毫未减。他坚信，干工程，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三航局小洋山北作业区项目海域常年伴有大风涌浪，水文条件极差。外海海域建造码头的思路需要区别于内海码头，如何在恶劣的海况环境下保证码头使用的可靠性，这是工程建设初期抛给作为项目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的刘海青和项目团队的第一个难题。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是根基。桶式基础结构自重较大，能够抵御外海海域的极端天气。这次，刘海青依旧选择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和项目团队进行反复考证后，他决定将桶式基础结构应用于本次的外海重力式码头建设，当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一切都处于概念阶段，可供参考的零星数据让项目建设的难度直线拉满。

为了保证桶式基础结构质量过关，刘海青牵头联系三航院，并与康桥国家实验室达成合作。实验团队根据小洋山北侧海域水文气象条件以及徐圩港区东直立式防波堤工程的经验借鉴，按照1:10的比例制作模型，对桶式基础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可行性研究。

刘海青深知外海海域的施工环境极其恶劣，因此也要求实验室模拟的环境必须按照极端情况进行。刚开始刘海青带着实验团队运用拖带并设置限位装置的方式辅助大圆桶下沉，可看着实验池内左摇右晃的大圆桶，模拟实验陷入僵局。项目团队内也不乏有人对这项新工艺产生了动摇，外海的施工环境既恶劣又复杂，光是沉放就已经有倾覆的可能，还要精准下沉难度就更大了。一位技术员说道。

面对质疑和迷茫的氛围，刘海青依旧坚定。在试验攻关的这段时间，刘海青在项目指挥部和实验室两头跑。他经常是在指挥部和团队开会讨论项目前期策划方案，转眼就马不停蹄驱车赶往实验室，和实验团队一头扎进试验中。

逐渐地，刘海青和试验团队对数据的掌握越来越详细，从刚开始的只通过倾角和负压桶压强数据的变化，到后来丰富了桶体四面倾角8个角点的高差数据变化、桶体压强、水压、压差的变化等等，从无到有形成了一套可行性研究的全面数据。

看着逐渐积累起来的数据，试验却还是没有取得关键性的突破，急死我了，真想上去扶它一把!实验室管理员无意间的一句话提醒了刘海青。思索片刻后他提议，我们可以让起重船去扶一扶lsquo;大圆桶rsquo;，增加筒体下沉过程中的稳定性。

试验团队按照刘海青的设想，在桶式基础结构的上方增加了4根吊绳，通过模拟施工海域浪涌情况，计算出了每根吊绳负责50吨的吊力的最终数据，以便于在桶体发生倾斜时通过起重船的吊力使其恢复平衡。也正是这个扶一把的举措，让桶体下沉时的倾覆问题得以解决，下沉姿态稳定得以保障。

可行性实验的成功让整个团队激动不已，但在刘海青眼中，现实施工环境难免比实验环境有更多的变数，新型桶式基础结构这条新路才刚刚开始。

桶体下沉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刘海青带领项目团队翻阅了洋山深水港建造的历史数据，并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了小洋山北侧海域的地质情况后，他决定利用施工海域天然深水区的特点，通过桶体自重进行自然下沉，最大程度确保沉放过程的环保性。

针对周边海域具有软弱粘土覆盖厚、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差的特点，项目团队商讨出了在软土地基上进行砂桩加固的方案，对砂桩与桶体下沉位置进行合理布控，并在下沉时通过GPS定位系统进行精准定位，尽可能的减少下沉后的大圆桶产生沉降位移的情况。

桶式基础结构安装对水域流速、海床高度、天气情况要求较高。为此，刘海青又一头扎进了现场，组织测量团队用多波束仪器对施工海域海床进行扫描，将每一个下沉区域的海床高度进行精准测量，并对数据做周期性的更新，以此来分析出区域内河床、流速的变化。

在大海上施工，数据分析就需要细之又细，只有前期的准备工作做足了，施工时的lsquo;临门一脚rsquo;才能又准又稳，这条桶式基础结构工艺的lsquo;新路rsquo;也能走得坚实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长期统筹项目全局的刘海青面对新工艺坚持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带领团队将新型桶式基础结构的工艺迷雾一一吹散，并形成了一套安全可行的施工方案和一本桶式基础结构安装作业指导书。

2023年，新型桶式基础结构成功在大洋山海工基地完成首次出运。但刘海青没有丝毫松懈，做工程，就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我们迈向成功走出的第一步，小洋山北作业区的建设大幕才刚刚拉开，未来的建设道路上还有更大的挑战和机遇在等着我们，我们也必将在这条路上走出三航人的风采。